母校建校70周年之际，记忆如潮般涌来，最清晰的一幕，定格在党的二十大召开前一晚。
那是个寻常周末，一家四口吃过晚饭，围坐茶几旁品茶。大儿子主动洗碗，小儿子忙着摆弄果盘，爱人杨丽平忽然语重心长地说：“明天党的二十大就要开了，算下来，我们的党龄都满20年了。”
“二十年了啊。”我轻声应和，思绪瞬间飘回2002年11月7日——党的十六大召开前夕。那晚七点，郑州中原西路41号，中原工学院本部主教楼317教室，电气系学生党支部的党员大会正如期举行，议题是讨论发展新党员。
那一期，系里从13名入党积极分子中筛选出11人考察，我也是其中之一。可这份“入围”的喜悦，很快被忐忑淹没：平静的呼吸下，藏着难以抑制的激动、自卑与紧张。激动源于这是人生重要的转折点，而自卑，则因我是当场唯一一名成教学院学生——与其他全日制的积极分子相比，我总觉得自己“矮了一截”。
至今记得，大会由时任学生党支部书记、系学生会主席赵湘前，与团总支书记李霁鸿共同主持，电气系党总支副书记苗振青老师和我的辅导员郑常青老师端坐席间。
我与自动化00级的李国防、电信00级的杨丽平、高电00级的黄荣光坐在右侧前三排，李国防高中时便已入党，是我们中的“老同志”；我和杨丽平、黄荣光则在焦灼中等待，杨丽平的发言顺序很靠前，黄荣光排在第11位，而我，是最后一个——第13位。
尽管入党志愿书早已在心里默念了几十遍，可当轮到我的那一刻，手还是控制不住地颤抖，手心全是汗。我挺直脊背，用最郑重的语气，向支部大会宣读志愿书。幸运的是，我的入党介绍人是苗老师和郑老师——全场唯一由两位老师共同介绍的候选人，其他同学的介绍人多是高年级学生党员。
当大会最终宣布，我们三人全票通过、被批准入党时，纵使窗外已是深冬，我却觉得浑身都被暖意包裹。
苗老师出身军人，作风干练、雷厉风行；郑老师戴着眼镜，儒雅温和，嘴角总是挂着浅笑，既让人心生亲近，又带着几分不容懈怠的威严。两位老师，是我大学三年里的“人生贵人”。他们不仅对我有知遇之恩，更在学习、生活上给予我无数帮助与鼓励，为我后来的为人处世、工作态度奠定了坚实基础。正如古语所云：“天涯海角有尽处，只有师恩无穷期”，这份恩情，我从未敢忘。
2000年，恰逢高校扩招，我与另外5名成教学院的同学被编入高电00级，和全日制同学组成一个大班学习。大一上半学期，看着新高职同学的朝气蓬勃，我内心的自卑感愈发强烈，整日压抑沉默。我和同宿舍两位同学几乎不与他人交流，一门心思扑在学习上——沿袭着高考备考时的劲头，东教楼新四阶梯教室右前方第二排，成了我们“专属”的座位，从未被旁人占据。
正是这份“死磕”般的坚持，让我慢慢找回了自信。后来，我成了专业课《模拟电子》的课代表，通过竞选担任团支部书记，还拿下了“挑战杯”论文写作一、二等奖。在与班长黄荣光的配合下，我和曹志伟、张剑波等班干部一起，策划了一场场精彩的学生活动：激烈的演讲比赛、思辨的辩论大赛，还有跟着郑州团市委去郊外的植树活动。我们还带着入党积极分子、班干部和特困生做勤工俭学，为班级创收——2003年毕业前，班里的公共账户上竟攒下了近六千元“巨款”，现在回想来仍觉自豪。
如果说努力学习、担任班干部帮我重建了信心，那么党课教育与老师们的言传身教，则为我指明了成长的方向，锻造了奋斗的精神。有几件事，至今仍深深印在我脑海里：
一是辅导办的“战前动员”。每逢系里举办运动会或篮球比赛，学工办都会召集全系班长、团支书开会。苗老师总会用军人般铿锵的语气强调：“既然决定要做，就一定要做到出色，做出特色！”而郑老师则像“政委”，笑着鼓励我们，可那温和的眼神里藏着期许，若工作没做好，总让人心里充满愧疚。正是这种“既要拼、又要优”的要求，影响了我的一生——那几年，电气系的学生工作始终走在学校前列，从未辜负老师们的期望。
二是充满力量的班会。我们班是扩招后的第一届专科班，同学们入学后难免松懈，再加上我们住在校外的“井字楼”，组织活动格外困难。每当这时，苗老师和郑老师就会来开班会，用一句句朴实的话激励我们：“专科不丢人，不努力不能如期毕业才丢人”“开学开始努力，毕业立见高下”“瞄准星星总要比瞄准枝头要打得高、打得远”。这些话，我至今能脱口而出。
三是送别赵立银老师的往事。2002年5月12日清晨，赵老师在操场晨练时突发心梗，时任系主任王东云老师恰巧在现场，我和班上另外三位同学第一时间拨打120，陪着老师去了附近的四院，可最终还是没能留住他。作为《模拟电子》课代表，郑老师安排我跟着苗老师，去民政部门跑手续、处理后事。
年轻时经历的生死离别，总是格外刻骨。赵老师生前常劝我们：“专科生不要自卑，努力学习照样能达到本科水平”，还叮嘱我们“多学一个专业，少打游戏、少睡懒觉”。他不仅是传道授业的老师，更像慈祥的大伯，把我们当作孩子般照顾。“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”，用来形容他再贴切不过。
除了赵老师，当年教我们专业课的董秀杰、魏平俊、张五一、陈玉国等老师，严谨认真、一丝不苟；带实验课的薛立、韩建勋、蔺老师，对操作要求严苛到分毫；而欧阳玲、黄杰、张丽娜几位年轻老师，则会用轻松风趣的方式讲课，让课堂气氛格外活跃。正是这些老师的共同浇灌，才有了我们的成长。
2003年毕业后，我入职广东东莞台升国际家具企业。两年里，从一线生产储干做到管理两百多人的生产课长，其间的艰辛、委屈、磨难，如今想来都觉得值得。正如苏轼所言“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”，每当想退缩时，大学三年的求学经历、全国大学生电子制作大赛中四天三夜的煎熬、老师们的鼓励与期许，就会浮现在眼前——那些都能扛过去，眼前的困难又算得了什么？
如今我才明白，学生干部、生产干部，从来都不是“官位”，而是为解决困难存在的身份。走过的路、吃过的苦，最终都成了人生的财富。
2006年，我与杨丽平携手组建家庭。十几年过去，我们在深圳也算站住了脚跟，一边照顾家庭和孩子，一边经营着各自的事业。早些年迫于生计，与母校的联系渐渐少了，但那份感恩之心从未冷却。深圳校友会成立后，我们俩先后参与轮值，能以普通志愿者的身份为校友服务，尽一份绵薄之力，我深感欣慰。
近几年，受大环境影响，我和朋友们的企业都在经历考验。人到中年，既要扛起家庭与家族的责任，又要应对事业的风浪，难免有“岁月如霜、命运多蹇”的感慨，偶尔也会心生倦怠。可看着身边的朋友依旧豪情不减，我忽然明白：这份韧性，正源于母校的培养。得遇良师，如沐春风，是人生最大的幸运。大学期间的学习与锻炼，早已在我们心里种下了“担当”的种子——那些曾担任班干部或党员的校友，如今依然冲在工作与防疫的第一线，这便是母校教育最生动的体现。
“师恩欲报勤修养”，值此母校70周年校庆前夕，追忆与母校、恩师的往事，万千感慨凝于笔端。我衷心期盼，在学校领导班子的带领下，全体中工人能集中力量办大事，聚合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凝聚人心、锚定目标，高标准推进河南电子科技大学筹建，抓住机遇、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决策，实现学校发展的新跨越。
待母校更名成功之日，我们定要齐聚校园，共同高唱校歌：“嵩岳山高黄河水长，中原沃土传承着智慧的光芒。春风化雨桃李芬芳，经日纬月编织着绚丽的华章。博学弘德的旋律里，风采在飞扬，自强不息的足迹里，汗水育栋梁！”
